中新网北京4月15日电(记者王诗尧)以直播形式回归的《乘风2026》再次掀起网络热潮，然而有关“剧本 ”“投票 ”等疑云却一直挥之不去 。
淘汰风波引发舆论争议
上周结束的《乘风2026》“一公 ”里 ，演员赵子琪与主持人维妮娜因票数较低惨遭淘汰 ，维妮娜更是在淘汰感言里质疑：“我不知道这个舞台的评分标准是什么？ ”
维妮娜(中)淘汰落泪。图片来源：《乘风2026》视频截图
一方面是关注度暴涨节目收获超高人气，另一方面则是观众对于比赛公正性的质疑声不绝于耳，也有网友询问“不是有公证员在吗”？
那么 ，综艺节目中的公证员到底在公证什么？受到大众质疑时是否有义务回应？带着这些疑问 ，中新网记者采访了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常莎，对此进行解读。
据常莎介绍 ，公证员的职责核心是程序监督 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》及《公证程序规则》 ，公证员须履行事前审查规则与器具、现场全程监督、核对原始数据并宣读公证词 、事后出具公证书等法定程序 。
一般设有大众投票环节的综艺节目，主持人会在开场时介绍公证员 ，有的人会疑问“这些公证员在观众席上看演出 ，如何保证投票数是否准确 ”？
两名公证员。图片来源：《乘风2026》视频截图
常莎指出，对于监督位置 ，法律并没有很明确的细节规定 。但可从监督的目的推断 ，现场监督公证要求公证人员亲临现场，对整个活动程序的真实性 、合法性实施监督 。
这里的“现场 ”并非限定于某一固定位置 ，公证员既可在观众席区域监督投票环节的发放和回收 ，确保无违规操作，也可在数据统计处监督电脑统计过程，核对原始数据与统计结果的一致性。
从公证实践来看 ，公证员的监督重心往往落在数据统计环节 。以《我是歌手》为例 ，公证员刘丽萍的工作方式是“盯电脑屏”，即只在数据统计处负责客观统计票数 。另一典型案例是央视青年歌手电视大赛 ，评委签名计分条汇总至公证员手中 ，由公证员将纸条分数与电脑分数逐项核对，确保不会因评委按错或机器故障导致分数出错 ，核对完毕后才向观众公布分数。
为什么质疑难以得到回应？
当投票结果与大众预期出现分歧时 ，公证员和节目组是否有义务回应？常莎强调，面对质疑 ，节目组与公证员均无法定的直接公开回应义务 ，但存在间接约束机制 。
以2007年我国首例短信投票案为例，歌迷起诉光线传媒称其短信投票数量作假 ，北京东城区法院以原告不具有起诉主体资格、原被告之间不具有法律上的关系为由驳回起诉 。因此 ，投票观众与节目组之间是否构成消费者合同关系，尚无明确认定。
但根据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第三条，国家依法维护营业性演出经营主体 、演职员和观众的合法权益 ，禁止营业性演出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。节目作为面向公众的营业性活动 ，应维护观众合法权益，禁止不正当竞争行为；在涉票选业务中对消费者信息权益的保障和公示 、回应机制至关重要 。
从行政监管层面看 ，根据北京市广播电视局下发的通知 ，网综节目组须科学设计选拔机制，严禁任何机构和个人干扰、造假收视率数据 ，因此 ，节目组在面临重大舆论质疑时，广电主管部门可依职权要求其进行说明或整改。
随着广电部门监管力度的加强 ，节目组在投票机制透明化方面的合规要求日趋严格。若节目组对外宣传“有公证员现场监督 ”“公平公正公开 ” ，却在面临质疑时不予回应，可能面临虚假宣传或误导消费者的法律风险 。
一旦造假 ，后果远不止“翻车”
韩国人气选秀节目《Produce101》就曾出现过投票造假丑闻 。2019年7月 ，该系列选秀节目第四季《ProduceX101》最后一场直播的观众收费短信投票环节，热门人选出局，意外人选出道 ，引发暗箱操作争议。
投票造假争议发酵后 ，韩国警方对案件及相关人士展开调查 。节目监制金荣范 、制作人安俊英等人被指控涉嫌在《Produce101》第一季到第四季的直播投票环节暗箱操作，造假投票数据 ，安俊英更是收取演艺企划公司3600余万韩元的贿赂 ，随后二人被判刑 。
韩国选秀节目《ProduceX101》。
常莎表示，若节目组工作人员在投票数据造假过程中收受经纪公司财物 ，可能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；若节目组通过虚构投票数据骗取观众投票费用 ，可能涉嫌诈骗罪 。韩国《Produce101》案正是以此类罪名定罪量刑的，中国司法实践中类似行为同样面临刑事追诉风险 。
在流量与商业价值高度绑定的综艺赛道上 ，“公平”从来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 ，更是信任问题，公证员也并非是结果背书人 ，而是程序把关者。公证员能确保票数被如实统计 ，却无法替观众回答“这个结果是否合理 ” 。
当大众投票与心理预期频频错位，真正需要被检视的，或许不是公证员是否尽责 ，而是节目机制是否足够公开 、清晰、可被验证 。只有如此 ，舞台上的每一次晋级与淘汰，才不至于在掌声之外 ，留下更多问号。(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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